2004年《婚姻法司法解释（二）》：共同赠与推定

针对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问题，最初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由最高院2004年实施的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》里。根据上述规定，婚后父母出资，若无明确表示赠与一方，原则上推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。这一规则体现了当时主流的“夫妻共同体”理念，强调婚姻的整体性。

2011年《婚姻法司法解释（三）》：登记推定

随着房价快速上涨、离婚率持续攀升，父母毕生积蓄出资购房后对财产归属的关切被急剧放大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因素叠加之下，最高院在2011年出台了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》，其中第7条将“产权登记”与“明确赠与”直接挂钩——一方父母全款出资，房屋登记在己方子女名下的，视为只对子女一人的赠与，属于个人财产。

这一规则体现了对物权公示原则的尊重，也回应了出资父母的合理期待。但实践中问题逐渐暴露：受户籍、限购政策及风俗习惯影响，房屋登记并不必然反映出资真实意图。而且法院过度倚重登记外观，将复杂家庭关系简单化处理，难免在某些个案中有失公平。

2021年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》：

回归共同赠与

2021年实施民法典后，随之而来的就是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》。该司法解释中的第29条第2款针对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购房问题进行了规定，但并没有沿用过去《婚姻司法解释三》第7条的思路，反而回归到2004年立场，强调“约定”优先，淡化房屋登记——有约定从约定，无约定原则上视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。

不过，由于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》第7条适用了近十年，观念根深蒂固，不少裁判者仍在沿用“登记推定”逻辑，导致在民法典实施后长时间内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，这也为2025年的再次制度调整埋下伏笔。

2025年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（二）》：

动态综合裁量

2025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》，第8条对父母出资购房问题作出了颠覆性、全新的规定：产权登记明确不再作为判断因素，无论房屋登记在谁名下，均不影响分割。而且，第八条的立法亮点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概括——平衡。一方面，保护出资父母权益——房屋可判归出资方子女所有，减少父母财产流失，避免“既伤心又伤财”。另一方面，维护配偶一方权益——即使房屋归出资方子女，法院仍须综合考量非出资方对家庭的贡献，酌情决定是否补偿及补偿数额，鼓励配偶对家庭的投入。

情形一：一方父母全额出资

一方父母全款出资时，有明确约定的，则按约定处理；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的，房屋可归出资方子女所有，同时综合考量共同生活及孕育子女情况、离婚过错、家庭贡献、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，确定是否补偿及补偿数额。由此可见，如没有明确约定出资是赠与给子女的，即便父母全款出资，房屋也是判归出资方子女所有，但有可能要补偿对方一笔钱。至于补偿多少，这是不确定的。

参考（2025）浙0726民初2783号、（2025）青0105民初1345号、（2025）川0108民初23688号这三个案例，法院酌情补偿对方10%—25%，甚至还可能会有更高的，新规给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非常大，也非常考验法官的能力。

情形二：一方父母部分出资

一方父母部分出资的，有明确约定的，对应份额则归出资方子女；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的，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，综合各因素判决归属并确定合理补偿。

参考案例一【（2025）粤07民终4918号】：男方父母出资25万元（购房总价28万元）并出具书面赠与协议，法院认定该25万元为对男方的个人赠与，对应89.29%份额，剩余3万元为夫妻共同财产，对应房产份额为10.71%，该部分份额由男方与女方各占5.36%。经核算，男方就案涉房产享有的总份额为94.65%（89.29%+5.36%）。

参考案例二【（2026）豫0804民初71号】：男方父母出资4万元（首付款14万余元），法院以双方婚内共同支付的房产首付款、贷款本金及利息作为房产价值分割的基础，结合房产现价、已还贷款及共同生活、子女抚养等因素，酌定男方向女方支付补偿8万元，剩余贷款由男方偿还。

情形三：双方父母均出资

双方父母都有出资的，有明确约定的，则各自份额归各自子女；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的，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，综合各因素确定归属与补偿。

参考案例【（2025）晋0525民初2947号】：男女双方婚内以22.8万元购房，其中女方父亲出资1万元，男方父母出资10万元，法院综合共同生活时间、还贷情况、子女抚养等因素，判决房屋归女方所有，补偿男方7万元。

问题一：出资是借贷还是赠与？

前述所有规则解决的是父母出资被认定为赠与后，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还是夫妻双方的问题。但实践中，首先需要对父母出资行为进行定性：是借贷还是赠与？定性不同，解决路径截然不同。如果父母购房出资系认定为借贷，则应由父母另案提起民间借贷纠纷，审查借贷关系是否成立、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。如果父母购房出资系认定为赠与，则由子女在离婚纠纷中主张房屋权属或多分财产。

对于父母出资行为的性质认定，我国司法实践目前主要有两种司法观点。

第一种：“赠与说”

父母无法举证证明存在借贷合意的情况下，原则上应认定为赠与。法院认为，从举证责任看，父母主张借贷须证明借款合意，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；从国情看，父母为了解决子女居住条件或者婚姻问题，希望子女生活更幸福，而基于亲情关系、风俗习惯自愿出资，是没有想过日后要回这笔出资。父母子女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父母出资为借贷的可能性，远低于赠与。

第二种：“借贷说”

父母为子女出资不应理所当然视为赠与，除明确表示赠与外，应视为临时性资金出借。法院对于赠与的认定标准更为严格，要确信赠与存在的可能性，当事人举证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；同时，子女成年后，父母已经尽完了抚养义务，法律并没有规定父母必须给成年子女买房；一概认定为赠与，离婚时配偶分走一半，对倾尽毕生积蓄的父母也有失公平。

司法主流倾向演变

父母出资行为的性质认定是借还是赠，不同时期，呈现不一样的司法主流倾向。

早在2017年之前，法院普遍倾向支持赠与说，但在2017年后司法主流倾向发生转变，如四川高院等法院倾向支持借贷说。而在2025年新规实施后，主流观点再次转向赠与说——“赠与是常态，借贷是例外”。对于单方出具的借条，法院可能会认为夫妻关系尚好时完全具备共同签字条件，仅有子女一方签字而配偶否认的，无法证明配偶有共同借款意愿，且存在事后伪造可能。而子女单方自认仅对本人有效，不对配偶产生效力——儿子认账不等于儿媳还钱。所以，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借贷合意真实存在的情况下，法院对出资方子女的单方借条、单方自认往往不予认可，甚至进一步明确父母出资在子女离婚纠纷、离婚后财产纠纷中解决。

问题二：“约定”如何认定与把握？

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》第8条，明确强调约定优先原则，可见父母在为子女购房出资时，一份合法有效的书面赠与协议至关重要。而在实践中经常遇到客户提问：这份书面赠与协议是否需要配偶签字？仅有父母与己方子女的单方约定是否有效？

从传统的合同法角度看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与受赠人的合意，协议有效不必然需要配偶签字。但存在多重风险：父母与子女的亲属关系使协议容易被质疑为“离婚前补签”；配偶可主张不知情、系事后伪造；仅有单方签字时，法院可能综合共同生活时长、是否孕育子女等因素综合判断，存在不确定性。

对此，在签署赠与协议时，冯律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：

1．把握签署时机。出资前或出资同时签署最佳。事后补充容易被法院认定为“没有约定”。

2．三方共同签署效力最强。父母、己方子女、配偶三方签字，意味着知情与确认，事后难以反悔。

3．配偶不方便签字的，建议赠与协议签署时同步公证。公证可锁定签署时间，证明不存在补签，且公证证明力更强，更容易被法院采信。

4．协议内容必须明确具体。是借还是赠、赠给谁、金额多少，最关键的是必须写明“该赠与仅归受赠人个人所有，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”。

5．保留辅助证据。资金流转明细、转账备注、出资时的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，形成完整证据链。

问题三：补偿金额的裁量因素

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》第8条的核心变化之一：不再单纯以“登记”或“出资”论权属分割，而是引入共同生活年限、孕育子女、离婚过错、家庭贡献等综合考量。这些因素既是法官裁量的依据，也是律师举证的战场。

对此，冯律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：

1. 提前介入，引导客户建立证据意识。第八条赋予法官较大裁量空间，考量因素的证据充分与否，直接决定补偿数额的高低。我们律师在代理婚姻家事案件时，可以尽早向客户阐明证据收集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全职照顾家庭的一方。

2. 系统梳理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。单一证据的证明力有限，我们应指导客户从时间维度（婚姻全过程）和类型维度（经济、家务、育儿、照顾老人等）系统梳理证据，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。

3.善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说理空间。我们在代理案件时，应围绕各项考量因素充分展开论证，将客户的“故事”讲清楚——共同生活了多久、孕育了几个孩子、谁在为家庭付出、过错在谁——这些事实越清晰，越有利于法官作出对己方有利的裁量。